1944年克尔中尉（左）脱险后和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中）的合影（资料图片）
曾生致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克尔中尉亲笔信（广州华侨博物馆供图）
80多年前，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克服艰难险阻营救上百名盟军和国际友人，与盟军合作获取日军关键情报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高焓 李焕坤
8月下旬，美国人戴维·克尔第39次来到中国。这次见老朋友，他带了一封信——81年前，他的父亲、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即“飞虎队”）飞行员唐纳德·克尔中尉收到的英文亲笔信。
1944年3月1日，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写下这封信。曾生已得知，在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以下简称“港九大队”）的努力下，克尔中尉平安逃出日本法西斯的围捕，抵达东江纵队总部。信中，曾生急切希望早日与克尔中尉见面。
一封信，诉说着中美携手反法西斯的坚定信念，道出了东江纵队营救国际友人的英勇义举。戴维·克尔说：“如果没有众人的协作，根本不可能救出我的父亲；如果没有国际合作，不可能赢得那场战争。”
一封信、两代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与盟军共同抗击法西斯的历史没有被忘记。
烽火奇兵：游击队员智救“飞虎”英雄
“你一定在纳闷，我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写信了。说来话长，三言两语是很难写得清楚的……”1944年2月15日，香港一处山洞里，克尔中尉忍着伤痛给大洋彼岸的妻子写信。4天前，2月11日，一场激烈的空战在香港上空上演。克尔驾驶的战机被日军击中，他被迫跳伞降落在观音山半山腰。
此时香港已沦陷26个月。一个穿军装、受了伤的外国人，如何能躲过日军追兵搜查？
“突然感到有人强拉着我的衣袖……随后他就指着那条从主路分开来、绕过一片灌木林的小路。”拼命奔跑的克尔，遇到了14岁的港九大队通讯员李石。
李石一路留意四周，带着克尔沿蜿蜒小路前行。藏好克尔，李石摆脱追兵，将此事报告给港九大队民运队干部李兆华。“我母亲思考之后请来一位聋哑人老先生，是一名游击队员的父亲，请他把克尔藏到更安全的地方。”李兆华的儿子江山告诉记者，母亲蒸了一锅粄，再摘了点草药，就去找美军飞行员。
此时的克尔藏身于一处炭窑，他在2月17日的日记中记下了这次见面。“她用英语轻声呼唤‘朋友，朋友’。”“你是那个美国飞行员吗？我是李小姐，我上司派我来帮你的。请你把你的名字写在这片纸上。你伤得有多重？你有食物吗？现在我们还不能冒险把你带走，但你在这里是安全的。白天你千万不要外出，日本人正在山谷里搜寻。你有枪吗？那好！几天内会有人来找你的。”
克尔留意到，李小姐勘察了好一会儿才离去。“这么一个机敏的姑娘，肯定不会是个村姑。”
他的判断很准确。李兆华是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华侨，1939年，15岁的她毅然回国参加游击队。江山说，母亲当时为克尔包扎、清洗伤口，没有透露自己游击队员的身份。
日军出动海陆空三军1000多人进行拉网式搜捕，一直没有停止。不同的游击队员、村民帮助克尔在山林间转移、隐藏。
广东南方红色文化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深圳市坪山区东江纵队纪念馆东纵史学专家王勇说，为引开日军兵力，港九大队短枪队副队长刘黑仔等人还不时袭扰日军的物资仓库，炸毁了启德机场的飞机和油库。
调虎离山计成功了。港九大队战士邓斌带给克尔一张画有逃亡路线的便条，地图下方还用英语写着“先生，来这里，我现在带你回家。”直到此时，李兆华才告诉克尔他们的真实身份。
在游击队员护送下，克尔坐船安全抵达位于大鹏半岛的东江纵队司令部，在这里治伤，听东纵人讲东纵事，坪山人民还送给他一面中英双语的“空中英雄”锦旗。这面锦旗，他后来带回美国家中，一直珍藏。
隐秘战线：情报工作直插敌军“心脏”
在克尔离开大鹏半岛几个月后，1944年夏天，中山大学学生郑重、王康和同学们一路徒步辗转抵达这里，加入东江纵队。后来，懂外语的郑重、王康等人被司令部调配至联络处工作。那时，或许他们不会想到，自己的工作将一定程度上影响战争的结束方式。
联络处的建立和克尔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回到美军航空队基地后，克尔把脱险经历向陈纳德将军报告。陈纳德高度称赞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所进行的敌后抗日武装斗争，指示将克尔被营救的经历编入美军飞行员脱险教材，并同意克尔提出的美军和东江纵队合作的建议。
1944年10月，美军派欧戴义少校携带克尔中尉的感谢信来到东江纵队司令部，正式要求与东江纵队合作，建立联络站和电台，收集日军情报和气象资料等。东江纵队就此向中共中央报告，获得同意后，便设置联络处，作为特别情报工作部门，任命袁庚为处长，主管广东沿海及珠江三角洲敌占区的情报工作，同时负责与欧戴义联络，交换有关情报。
自此，两百多名精干情报员成为粤港反日作战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港九大队将情报工作做到了敌人的‘心脏’里。”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历史学博士何飞彪介绍，为获取准确情报，游击队设法让一批队员插进敌人的行政管理机构，或打进敌人的情报机关，使港九地区形成了有网、有线、有点的严密情报工作系统，甚至在敌伪机关也有高级人员为游击队提供情报。
作为“美军在东南中国最重要的情报站”，东江纵队的联络处提供了很多极有价值的情报。
1944年，美军曾计划在中国沿海登陆，对日本本土实施战略轰炸，迫使日本尽快投降。然而，代号“波雷部队”的日军精锐动向不明。1945年3月，美军海军上尉甘兹带着陈纳德将军的介绍信和6名人员来到东江纵队，希望得到帮助。
联络处成立了两个小组，王康、郑重分别是小组负责人。王康小组在汕头两岸和福建东山岛一带发现日军构筑的洞穴工事。郑重小组通过一名日军翻译，得知该部队正是“波雷部队”。
在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之子曾德平看来，联络处的情报改变了二战胜利的进程。这份情报迅速传递至美军，直报华盛顿，避免美军登陆遭受重大损失。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8月8日，苏联发表对日作战宣言。9日，苏联红军开赴中国东北战场，同中国军民一道对日作战，加速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进程。同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随后，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发布七道全面反攻命令。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2011年，戴维·克尔将写着“空中英雄”的锦旗赠送给深圳市坪山区东江纵队纪念馆 （深圳市坪山区东江纵队纪念馆供图）
岁月留声：艰难困苦仍显无私本色
日前，《克尔日记》简体版在广东发布，戴维·克尔来到了现场。“父亲希望我们了解这段历史，我们也想把这个故事分享给中国的朋友们，并借此表达我们的谢意。”戴维·克尔说。
这段惊心动魄、凝结了深厚战友情谊的故事并非孤例。
为加强营救盟邦人士的工作，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港九大队成立国际工作小组，由何明、黄作梅、谭干、林展等人组成，黄作梅任组长。从1942年8月起，这个小组的成员和东江游击队其他成员冒着极大的危险，克服各种困难，从集中营等处营救出大批英军官兵及各国侨民。据不完全统计，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营救英国人42名，印度人54名，丹麦人3名，挪威人2名，俄罗斯人1名，菲律宾人1名。
近日，新华社记者在英国曼彻斯特的人民历史博物馆馆藏档案中发现一份历史档案资料，名为《东江纵队与盟军》，由黄作梅主笔编撰。其中提及东江纵队曾多次营救从香港及华南被击落飞机中幸存的英美飞行员，护送他们离开日军占领区。作为回应，英方将部分药品、器材和情报设备转交给纵队，并在战后对多名纵队成员予以嘉奖。档案资料里有多份被救盟军人员写的回忆文章与感谢信。
“孤悬华南敌后，斗争条件极端艰难困苦，一旦被敌方察觉，很容易遭受巨大牺牲。”何飞彪直言。
他向记者讲述了英雄母亲冯芝的事迹。冯芝是港九大队市区中队义务交通员，她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东江纵队的正式成员。她支持女儿参加抗战，自认是老人出入方便，故主动为市区中队传递情报和传送宣传品，风雨无阻。1944年春，她在香港被日本宪兵部逮捕，因身上搜出日本海军的情报被押解到海军刑务部。日军一次又一次刑讯，企图逼她招供，但她宁死不屈。三个月后冯芝被日军杀害。
透过克尔的日记，我们看到纵使时局如此艰难，游击队员们在营救国际友人时仍然保持着无私与乐观——刘黑仔不会讲英语，但有勇有谋、胆大心细；只有五毛钱军票的小同志买了糖给克尔……“我还知道你们的人还有许多是我所见不到的，他们为保护我的安全，在极大的危险与困苦中工作着……”克尔感慨。
“在不利的客观环境下，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坚决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进行国际救援与情报合作，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赢得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何飞彪说，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也因为在与盟军合作中的积极作为，赢得了国际国内的广泛赞誉，成为举世瞩目的抗日武装。
记者手记
见证历史的回响：跨越81年的握手
8月21日，在广州华侨博物馆举行的“穗同心·我和祖国有个约会”侨界故事分享会暨“万里同心”华侨抗战专题展活动上，我见证了一次历史的回响：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之子曾德平和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飞行员唐纳德·克尔中尉之子戴维·克尔亲切握手。81年前，在战火纷飞的南粤大地，他们的父辈也曾这样紧紧握住彼此的手，并肩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戴维·克尔。这位年近古稀的美国人眼里闪着光，仿佛还是2005年第一次踏上广东土地的那位寻访者。在过去20年间，他39次踏上中国土地，一遍遍重走父亲当年的逃生之路，拜访一个个帮助过他父亲的东纵战士及其后代。
那些原本陌生的名字，渐渐成了戴维·克尔口中“比亲人还亲”的存在；他们的照片甚至被戴维·克尔珍藏在护照里，成了越洋往返的“幸运符”。这份跨越山海的情谊，不曾依靠血缘维系，却显得格外坚韧绵长。
也正因如此，当我读到克尔中尉1944年3月8日写给东江纵队的那封感谢信时，更觉字字千钧：“中国的抗战已得到了全世界的赞许，我们美国人也因能够和你们像兄弟似地一起战斗而骄傲。我们将永久地，无论在和平中或者在战争中，都和你们同志一般地站在一起！”
这句话蕴含着战争年代里舍命的勇气、超越国界的信任和友谊。它向世人昭示着：当人类携手共赴正义事业时，所创造的力量能够照亮整个时代，这份力量之中，更承载着一代代人对和平与正义始终不渝的坚守。
历史档案
国际救援与情报合作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世界战局发生重大变化。广东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与英、美盟军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在救援行动方面，积极营救被日军囚禁于集中营的港英各界人士，成功救出赖特上校、赖濂士中校、祁德尊少校等英军官兵，以及一批国际友人。同时救出美国航空队多批飞行员，如克尔中尉等，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
在情报合作方面，1944年10月7日，美军派欧戴义少校携克尔中尉的感谢信到葵涌土洋村东江纵队司令部，正式要求与东江纵队合作，建立联络站和电台，收集日军情报和气象资料等。东江纵队在请示党中央并获得批准后，设立作为特别情报工作部门的联络处，将所搜集的大量军事情报提供给盟军。美军在华司令部曾高度赞誉东江纵队提供的情报“质与量都非常优越”“对美国战略部队在中国的组织的成功有着决定性的贡献”。
专家点评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历史学博士何飞彪
广东是盟国开展国际救援与情报活动的枢纽
抗战时期，广东与盟军在国际救援与情报领域的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同英美等国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生动缩影。近日，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历史学博士何飞彪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从地缘战略、历史意义到当代启示，解读这段合作往事。
羊城晚报：抗战时期，广东为何能够成为国际救援与情报合作的重要区域？
何飞彪：广东是中国的南大门，濒临南海，与东南亚各国隔海相望。从中国战场来看，广东是屏障内陆腹地的战略缓冲地带，可以拖住日军进一步深入中国大后方的步伐。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来看，广东是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衔接地，是日军侵略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后方基地，香港沦陷后则成为日本南太平洋作战的中转站和补给站。因此，广东成为了盟军与日军作战的前沿地带，战略地位重要，成为盟国开展国际救援与情报活动的枢纽。盟国利用广东的地理优势，搜集日军情报、协助轰炸日军的军事设施、营救相关人员、破坏日军海上运输线等，大力配合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行动。
羊城晚报：除了直接的军事价值，这种国际合作还带来了哪些深远影响？
何飞彪：它深刻表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获得了当时国际上各种反法西斯力量的大力支援，这些支援对中国能够坚持抗战并取得胜利是一个重要条件。与此同时，中国以长期抗战牵制和消耗日本的大量军力（主要是陆军的大部分兵力），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支撑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这对于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起到战略配合的作用，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是反法西斯同盟各国人民齐心协力并肩作战的结果。各国人民在烽火中凝结的友谊将经久不衰，并将成为当今时代加强国际合作、维护国际正义的共同历史记忆和重要情感基础。
羊城晚报：回顾这段国际合作史，对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何启示？
何飞彪：历史事实表明，只有加强国际合作，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全球性问题；各自为战，甚至以邻为壑，只能自食恶果。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格局深刻调整背景下，我们应该坚持正确二战史观，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并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造福全人类。